共產(chǎn)黨員
趙健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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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健民找黨
公元1933年7月的一個夜晚,共產(chǎn)黨隊伍中的叛徒——宋鳴時,正帶領國民黨特務和捕共隊在濟南市的大街小巷,瘋狂地搜捕共產(chǎn)黨員。此前已經(jīng)遭到敵人數(shù)次破壞的山東省委機關完全陷入癱瘓,全省許多市縣的黨組織解體,300多名黨員團員和積極分子被捕入獄。至此,山東各地黨組織失去了統(tǒng)一的領導,與中央和北方局也徹底失去了聯(lián)系。
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,以趙健民為代表的年輕共產(chǎn)黨員挺身而出,他們一面獨立的開展革命工作,一面秘密的尋找上級黨組織。
1933年11月,山東省委巡視員鹿省三為尋找上級黨組織籌集路費。變賣了家中僅有的一頭騾子、幾畝耕地。鹿省三原本手頭就很拮據(jù),還要去接濟一些在外地隱蔽的黨員,所以他自己的生活非常困難。時冬臘月,他還穿著單褲子,由于沒有飯費,有時整天餓著肚子,只好沿街乞討。鞋子磨破了,就赤著腳走,但即便這樣也沒有找到上級黨組織的任何線索,只好輾轉回到家鄉(xiāng)萊蕪。
1934年春和1935年秋,劉仲瑩變賣田產(chǎn)充作活動經(jīng)費,先后兩次到上海尋找上級黨組織。他有時露宿街頭,有時與碼頭工人談心,秘密打探上級黨組織的關系。劉仲瑩雖但兩次遠赴上海,均無果而歸。
1934年夏,徐運北赴北平,奢望通過同學尋找上級黨組織,恰逢國民黨第三團大肆搜捕共產(chǎn)黨員,一無所獲。
1934年秋和1935年初,趙建民兩次赴泰安尋找上級黨組織,他還委托進步教師田佩之赴北平打探上級黨的消息,均無果而返。
正當一籌莫展時,位于冀魯兩省交界地區(qū)的徐莊村正在展開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,1934年徐莊進步青年徐賓,在范朝濮三縣聯(lián)立簡易鄉(xiāng)村學校畢業(yè)后,分配到古云集小學教書并很快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,他經(jīng)常回到徐莊村宣傳革命道理、物色黨員發(fā)展對象,于1934年秋末冬初在高粱地里成立了中共徐莊黨支部。這個消息被當?shù)貋頋锨髮W的郭崇豪告訴了趙健民,這令他喜出望外。1935年初秋,趙健民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,一路騎行500余里,風塵仆仆的來到了徐莊村。在這里,他終于見到了直南特委巡視員、濮陽中心縣委書記劉晏春。趙健民要求劉晏春轉告北方局,希望中央可以派人來山東主持工作。劉晏春答應了趙健民的要求,臨分別時兩人約定了聯(lián)系暗語:老掌柜!
1935年初冬,趙健民收到密信:“老掌柜已到濮縣,請速來洽談一筆生意”。見到此信,趙健民如久旱逢甘雨的禾苗,頓時來了精神。第二天一大早,就騎上自行車,出濟南,向徐莊奔去。
趙健民到徐莊后終于見到了渴望已久的“老掌柜”——中共河北省委代表,直南特委書記,直魯豫邊特委書記,黎玉同志。兩位同志雖是第一次見面,卻好似知己、摯友,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,久久不愿松開,他們一直長談到深夜。趙健民如同一個在外漂泊多年、飽經(jīng)風霜的游子回到溫暖的家園,迫不及待地向家人訴說不幸遭遇、傾吐離別之情。春節(jié)前夕,黎玉回到直南特委駐地,將趙健民的報告和要求轉給了北方局,希望重建中共山東省委。
1936年5月1日,在黎玉的主持下,中共山東省委在濟南四里山重新組建。黎玉任書記,趙健民任組織部長兼濟南市委書記,林浩任宣傳部長。全面抗戰(zhàn)爆發(fā)后,山東省委在中央的領導下,發(fā)動了遍布全省的武裝起義,無論是在泰山腳下還是在黃河兩岸,革命運動遍地開花。
習近平同志說:“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”。縱觀這段歷史,以趙健民同志為代表的年輕共產(chǎn)黨員,他們或為民族為人民付出了寶貴生命,或為民族為人民蒙受了不白之冤,或為民族為人民遭受了牢獄之災,但是他們心中的信念之光從未熄滅,自始至終光彩熠熠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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